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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szn   2022-01-04 13:30   12 人閱讀  0 條評論

王秋陽

海南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要目

一、問題之說明

二、民法典第580條第1款要件之檢視

三、民法典第580條第2款要件之檢視

四、民法典第580條其他問題之檢視

結語

民法典第580條規定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以破解合同僵局。本條文第一款中的“非金錢債務”的範圍應作緩和解釋。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適用前提為實際履行的排除,包括不能履行、不適合履行、履行費用過高以及債權人未請求履行。“履行費用過高”應以債務人的履行費用與債權人的履行利益進行比較。“合理期限”性質為失權期間,其長短應由法院個案判斷;本條文第2款中“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並無瑕疵。司法實務中的實質審查能夠掣肘惡意違約人的投機主義行為,但同時也依賴於裁判者的業務水平。基於違約方在合同僵局的情形中不存在法律上的非難性,故法條的表述為“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係”而非“解除合同”;本條置於“違約責任”一章並非體係不合的立法表達。基於合同死亡的基因,不能采取德國法上的替代給付損害賠償,對於名義上尚能存在但事實上已經居於無功能的合同應當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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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之說明

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學界就違約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發生了較為激烈的爭論。違約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是近年來的熱點,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載的“新宇公司訴馮玉梅商鋪買賣合同糾紛案”,還是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都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隨著民法典的出台,其第580條肯定了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但學界爭論並未停止。那麽,應當如何評價民法典編纂過程中關於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諸多爭議與民法典第580條呢?就此,本文擬結合司法實務的立場,從解釋論的視角對民法典第580條予以解讀,以期能為理論界與實務界提供一個觀察視角。

二、民法典第580條第1款要件之檢視

解釋論立場:“非金錢債務”的解釋

按照我國民法通說,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金錢債務不會發生履行不能。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種類物,一方麵不具有任何個性,另一方麵又具有高度的流轉性,這就決定了以金錢作為標的的債務不存在履行經濟上不合理的情況,即使經濟存在困難,也隻會造成履行遲延的結果,不會致使合同陷入履行不能的境地。這也是我國民法典第580條僅隻規定了非金錢債務履行不能,排除了金錢債務履行不能的原因。但是在一些長期性並且以金錢債務作為標的的合同,如房屋租賃合同中,雙方當事人信賴關係破裂,擁有法定解除權的出租方不行使法定解除權,違約方又麵臨著履行費用遠大於違約費用的窘境,對雙方當事人而言無疑陷入了合同僵局。麵對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導致合同陷入合同僵局的情況,民法典第580條所規定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至少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無法進行救濟,但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解釋論角度出發,得出金錢債務適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解釋。

其一,對條文中的“非金錢債務”作嚴格解釋,即隻有第一款規定的三項四種除外情形下的非金錢債務才能適用第二款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在此種解釋視角下,將第一款視為第二款的前提要件,即必須在符合第一款的情形下才能行使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以此思路進行解釋,則無法從民法典第580條得出金錢債務適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解釋,隻能另覓他處。值得慶幸的是,《九民紀要》第48條規定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其適用的前提恰好為房屋租賃合同等長期性合同,當滿足違約方不存在惡意違約,守約方拒絕解除合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且違約方繼續履行合同顯失公平這三個條件的情況下,違約方便可以行使違約方合同解除權,這便為金錢債務適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提供了依據。雖然《九民紀要》不屬於法律、司法解釋,不能讓司法機關在實務中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但是可以根據會議紀要以說理的方式進行運用,從而使裁判得到統一。

其二,對條文中的“非金錢債務”作緩和解釋,即第1款規定的三項四種除外情形僅適用於第1款規定的非金錢債務,而第二款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規則不但能被非金錢債務適用,也能被金錢債務適用。在此解釋視角下,第1款並非第2款的前提要件,僅第1款規定的三項四種除外情形才是第2款的適用前提,如此一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便不受非金錢債務規定的約束,可以同樣適用金錢債務。在“武漢麥當勞餐飲食品有限公司與湖北安良百貨集團公司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便認為,“在當事人一方不願意的情況下,一律排除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以絕對的強製對抗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必然會耗費較大的社會成本”,最終法院以“債務的標的屬於不適於強製履行、履行費用過高的情形”,判決解除合同。此種解釋思路,雖然割裂了第580條第1款與第2款之間的聯係,但從價值選擇層麵而言,規則的製定本身便為了解決實務中的困境,故此種解釋思路仍有可取之處。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所謂履行不能是指作為債權的客體處於給付不可能的狀態。履行不能包括法律上不能履行與事實上不能履行。法律不能是指基於法律的規定而構成的履行不能,比如權利超過行使期限而不能主張,標的物具有權利瑕疵而不能履行、標的物隻能行政機關進行登記而當事人不能登記等;事實不能是指基於自然法則而構成的履行不能,在實踐中,一般表現為標的物本身發生了變化,比如公司破產後房子不具備交付條件,二重租賃,安置場所被封閉、一物二賣等。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不能是指履行的標的客觀不能或永久不能,但如若合同隻是部分不能履行或暫時不能履行,又或者之後履行不能的狀態得到補正,即債務人采取一定的行為或作出一定的努力使得可以履行合同,則不應當適用本項。履行不能並非意味著在物理空間的範圍內給付不能,而是依照一般普通大眾的社會觀念不可能期待債務人實現履行。在履行不能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情形下,賦予違約方以解除合同請求權並非意味著損害守約方的利益,而是主動“糾錯”,鼓勵違約方積極承擔違約責任,具有正當性。

張穀教授曾表示,即使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隻適用於事實不能與法律不能的情形下,是否需要區別可歸責於哪方當事人的原因?有學者從合同法第110條出發,認為並未把過錯和可歸責性納入考量,故債務人無論是否存在過錯均可以排除原履行。本文認為,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能否通用於第一款三項全部的規定暫且不論,但至少就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之原因的歸責問題而言,不必過問。在實務案例中,合同僵局形成的原因往往由債務人的過錯所導致,比如出賣方將其房“一房二賣”等。但正如學者所言,“在合同救濟領域談歸責是一個搭錯車問題”,對於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之原因進行歸責的確不是問題之關鍵。理由如下:

首先,在我國合同法解除權行使的問題上,不以違約人具備歸責事由為必要是立法一直堅持的立場。從解除的固有功能角度出發,在於使得原先遭受合同義務所禁錮的債務人從合同負擔中解放出來。合同解除與過錯歸責為並行不悖的兩個方麵,故隻要符合解除的條件,便可行使解除權,至於債務人過錯問題,自不必過問。

其次,就比較法角度而言,在《德國債務法現代化》對於解除權的規定中,但凡符合該法第323條、第324條的條件,便享有了法定解除權,僅以“客觀違反義務”為根據,而不以“歸責”為要件,所以在德國,法定解除權亦被稱為“與歸責無關的解除權”。雖然德國民法典第275條第2款規定:“可期待於債務人努力之判斷,並應斟酌給付之阻礙是否可歸責於債務人”,但這也僅意味著歸責問題在損害賠償權衡程序中存在彈性空間,並不意味著存在可歸責情形而排除給付義務。最後,合同法的基本功能是為了防止機會主義行為的出現,故合同解除權的設置其實為保證合同全麵履行的“天使”,而非使得當事人擅自解除合同的“魔鬼”。合同本身在排除履行的情況下,通過法律手段來解除合同,不僅能夠保證當事人的利益,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也減少了不必要的損耗,若僅以過錯為由,擅自剝奪當事人救濟的權利,自無法理可言。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製履行

所謂不適於強製履行指的是債務的性質不適宜強製履行。比如具有人身專屬性的債務,“行為與其人身有密切聯係,必須由被告親自實施,為其他人所無法替代,同時也不是法院的強製替代履行可以解決”;當事人之間存在有效的優惠協議或者預購協議的情況下,繼續簽訂買賣合同,此時“簽訂買賣合同係雙方意思自治行為,需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並對合同條款達成一致,不宜強製一方履行該行為”等;但在司法實踐中“履行費用過高”也可以適用於一物二賣合同的履行之判斷,但這並非與第一項相矛盾。本質上來說,僅是“費用過高”的程度問題,如若履行費用僅僅成立過高的標準,那麽應當適用第二項;如若履行費用過高以至於在一般社會觀念的理解下,對當事人的履行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形,則應當適用第一項的“事實不能”。

債務的標的履行費用過高

關於履行費用過高,首先須明確履行費用的比較對象。通過對司法實踐案例的考察,在實務中法院對於履行費用過高有兩種審查模式,其一為絕對審查,即司法機關單純考慮履行費用本身是否達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其二為相對審查,即將履行費用與比較對象進行比較,在此審查模式下才會有比較對象的存在。

就絕對審查模式而言,法官在實務中對履行費用的絕對值進行自由心證,之後作為裁判依據。此種模式的優點為便於量化,就實踐中各種紛繁複雜的情況來看,過於限定的標準反而會掣肘法院的裁判。“履行費用過高”的大部分案件都有賴於法院個案判斷,即根據個案事實,從整體上動態考量實際履行和對債務人的保護這兩者之間的優先性,從而判定是否適用“履行費用過高”。缺點為難於把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容易導致同案不同判。

就相對審查模式而言,因“履行費用過高”規則的法律條文過於簡陋,相對應的司法解釋過於缺失,從而導致司法審判實踐差異化明顯,因此需理論界對於此規則進行更多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明確比較對象,理論界對比較對象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在比較法上,德國民法典第275條第2款將“給付所需費用”與“債權人之給付利益”作對比,王洪亮教授也認同德國法的做法。韓世遠教授認為:“履行費用過高”的比較標準分為兩種情況,一種為相對的不合理,即與補救履行所需費用相比;另一種為絕對的不合理,即與債權人通過該特定的強製履行所能獲得的利益相比。對於比較雙方中的一方為債務人的履行成本在學界與理論界並不存在爭議,但另一方究竟為債務人的所獲利益、債權人的所獲利益抑或是合同雙方所獲利益仍舊存在著不同看法。在實務中,多數法院以合同雙方所獲利益作為比較對象。在“解巍與王吉財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最高院認為:“當違約方繼續履行所需的財力、物力超過合同雙方基於合同履行所能獲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備繼續履行的條件”。在“湖南省新一佳商業投資有限公司與嶽陽市金虹置業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也同樣認為,應當從“綜合平衡雙方利益”的角度考慮,“情形第二項規定的履行費用過高,根據履約成本是否超過各方所得利益推斷,當違約方繼續履行所需的財力物力超過合同雙方基於合同履行所能獲得的利益時,應該允許違約方解除合同”。也有判例認為應當以債務人所獲利益作為比較對象。也有諸多學者認為,應當將債權人所獲利益作為比較對象,本文亦表示認同,本項的立法原意為在經濟給付障礙的情形下通過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從而保障債務人的履行利益,即法律通過給付債務人履行抗辯權來對抗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那麽隻有在履行費用“過高”於債權人的所獲利益情形下才可適用此規則是立法目的的應有之義。更何況,債務人履行艱難的救濟途徑並不僅存在“履行費用過高”一種規則,以債務人所獲利益作為比較對象本質上混淆了“履行費用過高”規則與情事變更規則,在情事變更規則中,判斷標準才是債務人履行成本與債務人所獲利益之間是否明顯不公。

那麽是否但凡存在“履行費用過高”就能夠排除債務人的履行呢?假設買受人A與出賣人B成立了有效的汽車買賣合同,基於油漆上特殊標誌而購買此車,但由於出賣人的原因導致該標誌的損毀,就普通市場價而言,對於買受人而言此時車的價值僅降低了0.1%,如若要求出賣人繼續履行,重新噴漆的履行費用為車的價值的10%。如果按照上述“履行費用過高”規則的適用思路,此時債務人的履行成本遠遠大於債權人的所獲利益,則應當排除履行。對於有特定合同目的買受人而言,這無疑是不合情理的,排除了賣方重新噴漆然後交付的履行,讓其承擔違約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救濟顯然是不夠的。純粹以經濟標準衡量合同是否繼續履行,而絲毫不考慮債權人的主觀想法,難免有著“效率違約”理論的縮影,且在此情形下根據本條文第2款規定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債務人甚至可以要求司法機關解除合同。司法機關在實務中適用的為客觀標準,從經濟學角度對投入與產出作對比,從而判決解除合同,對於有著特殊目的的買受人而言,難免有失妥當。在因合同一方當事人對合同標的有著特殊目的的情況下,此時對於債權人的履行利益難以做出明確的估量,即無法用客觀經濟價值來界定債權人對於此標的物的渴望,此時的損害賠償應當被實際履行來代替。

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請求履行

“合理期限”的規定為“白地規定型漏洞”,即法官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對於合理期限根據個案具體情形進行判斷。誠實信用原則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條款下應當包含兩方麵的內涵,其一,對於繼續履行而言。當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向債務人請求履行,此時債務人會產生一種債權人將不行使權利的信賴,基於這種信賴從而排除債權人要求繼續履行的權利。其二,對於解除合同而言。在債務人甚至催告債權人行使權利但債權人仍不行使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債務人提起解除合同的請求。

關於合理期限的權利性質,有的學者認為本條文的合理期限應當理解為訴訟期間;有的學者認為合理期限為除斥期間;崔建遠教授認為,本條文的合理期限既非訴訟時效也非除斥期間而是失權期間;韓世遠教授亦持此觀點。本文認為此條文的合理期限的性質為失權期間。其一,如果認為是訴訟時效,在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的情況下債務人對賠償損失、違約金等其他責任也會產生時效經過的抗辯,但在本條文中債務人僅能產生對繼續履行的抗辯,不妨礙承擔其他違約責任,故與訴訟時效機製不符。其二,亦不能認定為除斥期間。債權人請求債務人履行是基於債權合同產生的請求權,而除斥期間適用的對象為形成權。除斥期間經過的法律效果為形成權的消滅,但即使經過合理期限也僅產生對於履行債務的抗辯權,債權人的請求權並沒有消滅,故與除斥期間機製不符。其三,所謂失權期間,必須得滿足兩個要件。一方麵必須由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的事實;另一方麵權利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請求履行,之後再請求義務人履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這與本條的“合理期限”完全契合。

關於“合理期限”的具體期限,應當是一個不確定的期限,基於合同標的的種類、性質抑或是當地的交易習慣的不同而不同。如若規定過於剛性的標準,反而不利於司法機關居中裁判,因此,“合理期限”應當為個案判斷問題,這對於實務中法官的業務水平也是一個考驗。

三、民法典第580條第2款要件之檢視

解釋論立場:“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表述的解釋

民法典580條第2款在第1款三項四種排除履行規定的前提下,增加了“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即為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增加了根本違約的要件。此要件的增設將產生以下問題:

根本違約製度在於將當事人“從並無實益的合同約束中釋放”,在履行不能且排除履行的情形下,當事人已從履行的約束中釋放,沒有必要在增加根本違約要件來為解除合同提供正當性基礎。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理解本條文,在履行不能、不適於強製履行、履行費用過高、合理期限內未請求履行的情形下,又導致根本違約的,可以行使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即排除履行的三項規定為因,根本違約為果。但根本違約在我國合同法體係中作為合同法定解除權的兜底條款——“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而存在,當存在一般違約情形時並不能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權,隻有達到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程度下,守約方才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權,根本違約作為一項違約程度要件的標準而被設置。但在民法典580條第2款的語境下,很容易誤解成——當存在履行不能的情況且履行不能的程度十分嚴重以至於影響到合同目的實現的情況下,才能行使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排除履行規則是事實狀態要件,但凡存在排除履行的事由並且當事人主張,合同的存在便沒有任何意義,此時無須再滿足“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之要件,合同關係也應走向消亡。

根本違約是法定解除權行使的判斷標準,排除履行是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行使的判斷標準,“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表述的存在很容易造成根本違約製度與排除履行製度的模糊,從而造成本法第580條與563條適用的混亂。本法第563條第4款作為兜底條款規定“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即當符合“違約行為”加上“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結構模型,即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權;而本法第580條的結構模型為“不能履行的情況下排除履行”加上“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即可行使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就結構模型而言,不能履行的情況下必然違約,不能履行完全可以視作違約的一種情形,即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成為法定解除權的子規則,這必然是與立法原意所矛盾的。

法律的解釋程序不是一個單向前進的過程,而是一種對向交互澄清的程序,借此可以確認符合規律的意義,否定與規律不符的意義。那麽,在存在上述問題的情況下,如何從解釋論的視角進行解釋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前款規定的除外情形”與“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應當是並列的關係,並不能從因果關係的角度進行理解。“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是對前述履行不能的三項四種情形的具體描述,根本違約是對履行不能的一種強調,因為在履行不能的情形下,勢必會造成根本違約,所以“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置於此條款之下並不矛盾。

對於第二個問題,隻要能夠證成第563條的“違約行為”並不包含排除履行規則下的“不履行”便能夠對兩種解除權的結構模型做出明顯的區分,但至少從解釋論的角度,無法得出此種結論。排除履行規則的三項四種情形中,以第一項法律不能或者事實不能為例,甲乙約定,甲購買乙的房屋,但房屋由於不可歸責於雙方的雷電被燒毀,此時合同由於不可抗力陷入履行不能。韓世遠教授認為,不可抗力作為阻卻違法性事由,因不具備法律上的可譴責性故可以推翻對於違約行為的推定,即在此種情形下不屬於違約。但在事實方麵,違約行為的客觀存在是無法否認的,如前文所述,在責任承擔時,可以認為阻卻違法性的存在而不承擔違約責任,但在行為客觀定性方麵,仍應當認定違約行為的存在。一個淺顯簡單的邏輯是,在因不可抗力導致事實上履行不能的情形下都認定為了違約,那麽更遑論履行費用過高、不適用強製履行、合理期限內未請求履行的情形。因此,排除履行規則下的“不履行”當然屬於“違約行為”。既然無法從第563條法定解除權兜底條款的“違約行為”的角度進行解釋,那麽隻能把兜底條款中“其他違約行為”中的“其他”解釋為不包含排除履行規則中“不履行”的違約行為,即法定解除權與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為兩項並行的製度,不存在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

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的實質審查

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行使須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進行申請,合同最終是否能夠解除還需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的審查,因此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屬於司法解除。司法解除源於法國民法典第1227條規定:“任何情況下,當事人均可請求法院解除合同”。司法解除具有終局性,法院在判決解除合同的同時對於違約責任等問題也會做出認定,從而在實質意義上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立法者規定此要件是為了防止當事人的策略性選擇及由此引發的道德風險,從而造成違約方惡意違約的現象。例如當合同一方在履行合同時發現了繼續履行下去會使自己陷入極大的不利處境之中,在經濟方麵會造成極大的虧損,為了及時止損,故意違約,利用違約方合同解除權解除合同,將極大的危害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長此以往,將使得自由的市場經濟人人自危,呈現極大的交易風險。但在此要件的約束下,在訴訟成本、敗訴風險等因素的影響下,便能夠有效防止違約方惡意違約的情形,此要件的設置是違約方“損人利己”行為的“刹車盤”。

一般而言,當把一項權利賦予給本身就違約的一方時,應當設置公正的第三方來進行限製。司法或者仲裁機關的裁判,能夠較好地保障合同解除的公平性。隻有通過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關的介入,才能夠對合同是否處於僵局進行一個專業、公正的認定和裁判。當然,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同樣適用訴訟程序法上不告不理的原則,公權力機關不可能主動介入。雖然法院和仲裁機關的介入能夠打破合同僵局,阻止當事人之間的投機主義行為,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在立案登記製改革的背景下,基層法院的案件數量多,法官壓力大,如果再把合同僵局的民事案件也分發給法院的話,可能會造成基層法官不堪重負。其次,訴訟程序花費的時間多、成本大,可能會造成訴訟的成本都大於違約人履行合同的成本或者可能合同繼續履行至合同終結了,法院仍舊尚未裁判的尷尬窘境。最後,將原本一私權交由公權力行使,需要法官對於是否構成合同僵局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掌控,一旦審查不嚴,不僅對於私權是極大的妨害,更是會有損法院的公正形象,因此這對於法官的職業素養和法學知識方麵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解釋論立場:“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係”表述的解釋

我國民法典第563條規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權中所用的表述為“解除合同”;而民法典第580條第2款規定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中所用的表述為“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係”,對於同樣是解除權,為什麽我國民法典會用兩種不同的表述呢?正如拉倫茨所言,解釋論的界限應由一般的語言用法獲得的字義來界定,因此至少從文義解釋的角度而言,法定解除權的後果為合同解除,而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後果為合同終止。所謂合同解除是指有效成立的合同在滿足合同解除條件下,因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法律關係溯及既往地消滅或者僅指向未來消滅的行為;而合同終止是指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使得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係在客觀上不複存在。

本文認為,立法者在立法時對於解除權的表述有上述不同的原因是:雖然同為解除權,但適用的情形卻是不盡相同。關於合同解除與合同終止,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解除與合同終止是等同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解除僅為合同終止的原因行為之一。從我國民法典合同編的立法模式來看,將合同解除規定在了合同編第七章“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中,表明立法者是持合同終止是作為合同解除的上位概念而存在的觀點。就大多大陸法係國家而言,合同終止製度與合同解除製度的區別在於是否賦予消滅合同的溯及效力,合同解除使合同自始至終地消滅,合同終止僅指合同關係向將來消滅,以及基於溯及效力的存在,合同終止僅適用於繼續性合同;就歐洲共同體而言,在《歐洲合同法原則》中同樣地認為合同的終止製度僅僅使合同指向未來的消滅,而非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而德國民法區別合同解除製度與合同終止製度在於後者主要以繼續性合同為對象。但就我國民法典合同編的立法表述而言,可以看出合同解除對於繼續性合同還是非繼續性合同都可以適用,比如我國民法典第556條“根據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的表述以及第716條“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表述。因此可以看出合同終止與合同解除的區別不在於是否具有溯及力,也不在於是否為繼續性合同。合同解除主要適用於違約的情形,具有懲罰製裁的效力,而作為合同解除的上位概念,合同終止也能適用於非違約的情形,例如抵銷、混同、履行完畢而合同終止,協商一致而合同終止等。具體到法定解除權與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本文認為兩種表述的區別在於是否具有法律上的非難性。法定解除權的適用情形為當事人違約,具有可譴責性,故立法者的表述為“合同解除”;而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適用情形為守約方在擁有法定解除權的條件下不行使權利,雖然仍舊存在著違約方違約的情形,但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基礎為守約方在此情況下的非難性,並未基於違約方的違約行為,故應當歸於非違約的情形,因此立法者的表述為“合同終止”。誠如韓世遠教授所言,合同解除權包括兩個方麵,法定解除權作為違約的補救手段,而違約方解除合同申請權是對非違約方合同義務的解放,故解除權的表述有所區別。

四、民法典第580條其他問題之檢視

解釋論立場:民法典第580條並非體係不合的立法表達

民法典第563條規定的法定解除權被置於“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一章,而在一審稿、二審稿中,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亦被規定在“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一章中,但最終民法典第580條所規定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卻被置於“違約責任”一章,因此有學者認為置於違約責任章節有違合同法體係。違約責任一章與合同權利義務關係終止一章的確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違約責任一章主要規定了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時所需承擔違約責任,而合同權利義務終止一章規定合同解除、債權債務關係消滅等終止合同效力的製度。那麽,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條文性質究竟是什麽呢?從580條規定的內容來看,之所以出現上述體係上的矛盾,是因為本條文本質上由兩個規則拚接而成,分別為履行不能排除規則部分與司法機關經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部分。就履行不能排除規則部分而言,應當規定在違約責任一章。在前民法典時代,其性質為當事人履行非金錢債務不能時所應當承擔的違約責任,在法律規定存在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的條件下,對於債務人一方而言,以此規則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抗辯債權人要求債務人承擔繼續履行的違約責任。就司法機關經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部分而言,應當規定在合同權利義務關係終止一章。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本身就屬於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司法解除,其所欲實現的最終效果就是把合同雙方當事人從合同僵局的博弈困境中解脫出來,目的是為了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係,使雙方擺脫合同的約束。因此,當兩個本身便不屬於同一章節的規則被置於同一條文時,從形式意義上來講,的確容易產生體係不合的誤讀,民法典第580條並非屬於體係不合的立法表達。

其一,我國民法體係中關於各種製度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錯綜複雜的,並非在同一章節中的所有條文的所有內容都統一指向章節名。隻要某一條文的主要表達意思指向該章節名或者與該章節名聯係程度較高,就應當被置於該章節之下。但在某一條文與該章節名聯係程度較高而被置於該章節的情況下,條文中必然存在著與該章節名聯係程度不那麽高的部分,比如民法典第1192條的“補償責任”,卻歸在了侵權責任體係中,這是立法技術無可避免地。在某些法律條文本身不是那麽“純粹”的情形下,應當著眼於該條文與該章節名對應的部分,從而置於應當存在的章節,而非刻意注意與章節名不符的部分從而扣以體係不合的“大帽”,不免有些強人所難。

其二,從實質角度出發。對於一個成立並且合法有效的合同而言,正常來說無非存在兩種情況,要麽處於履行狀態,要麽走向權利義務終止狀態。但當合同出現既非履行,又非終止的情況時,我國現行法便無法進行調節,隻能在既有規則上創立新的規則進行救濟,此時無非規定在排除履行規則之下或者合同法定解除規則之下,但由於第580條同時囊括違約責任部分與合同解除部分,因此無論規定在哪個部分,總會遭人詬病。但司法實務機關在實踐中對於合同僵局的處理的過程中,無論把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置於哪個部分,都不會有任何影響,實務機關僅需要一個完美解決合同僵局的法律依據;且無論置於哪個部分,都位於合同總則中,對於實務中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合同分則項下的合同僵局都具有指導意義。

比較法立場:能否替代賠償而不解除合同

在學界中,也有學者根據德國民法典中規定的“替代給付之損害賠償”來論證違約方合同解除權命題的真偽。其認為,在合同僵局的情況中,如果守約方獲得充分救濟,得到充分補償,則不符合合同目的落空之情形,也就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條件,此時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便成為了一個偽命題。但本文對此卻不敢苟同,縱然救濟守約方是第一要務,但此時對於陷入僵局的合同關係,又將如何處理呢?合同應當具有期限性,對於已經存在的僵局合同不能視而不見,對於名義上尚能存在但事實上已經無功能的合同更應當使其湮滅。本文認為,不能適用德國民法典中的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製度。理由如下:

首先,通過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來進行救濟本質上來說也是對合同嚴守原則的違反。所謂合同嚴守原則是指對於依法成立的合同,任何一方當事人在沒有法定解除權、約定解除或者協議解除的情況下,都應當受到合同的約束,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反對違約方享有解除合同請求權的學者認為合同僵局本身就不一定真實存在,且即使在合同僵局存在的情況下,設置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也與我國民法典中的合同嚴守原則不符。通過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進行救濟,本身就是對原先存在的合同權利義務內容的一種違反,實質上將原先的債權內容替換為了損害賠償債權債務關係,在尊崇合同嚴守原則的價值取向下,再去創設一個本身與合同嚴守相悖的製度,其本身邏輯便不能自洽。充分損害賠償的支付意味著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債權債務終止。這並不符合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意圖。

其次,在我國現行法律中並不能找到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的法律依據。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方式,各國立法例皆有所不同,不管是裁判解除模式的法國,通知解除模式的德國,還是自動解除模式的日本,並不能說哪種模式最優,隻能說哪種模式最符合本國的國情,能夠契合司法實務,其本質還是立法價值判斷的問題,即經濟價值與安全價值的平衡問題。不同國家的製度,源於不同國家的不同曆史、不同社會文化、不同的現實問題。正如崔建遠教授所言“91抖音成长人版安装不僅有學習境外法律理論的胸懷,而且要有創設中國法學理論的勇氣”,盡管比較法經驗的確值得我國借鑒,但在某些情形下照搬國外規定不一定與我國的國情相契。一方麵,在我國民法體係中,存在著侵權損害賠償及違約損害賠償等類型,但並不存在著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對於履行不能的情形下,合同法中規定的是排除履行規則,當事人承擔的責任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突兀地引入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於體係不合;另一方麵,雖然德國民法典第281條規定了“替代給付之損害賠償”的製度,但仍舊逃脫不了合同解除的問題。在第275條第1款規定,當給付不能時便排除給付請求權。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德國民法典第326條中規定了,當債務人無須給付時,賦予了債權人解除契約的權利。概言之,德國民法典的立場為:即使在不能履行的場合,雖然當事人的損失可以通過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進行救濟,但對於合同仍需要借助合同解除的手段進行處理。因此就合同僵局的情形而言,退一步說,即使接受了替代履行賠償製度,仍需製定違約方有權解除合同的新規則。

再次,對於合同目的已達成或者目的永久不能達成的情況下,基於合同的“死亡基因”,應當予以解除合同關係。誠如史尚寬先生所言,“合同債權係世界中之動態因素,含有死亡之基因,目的已達,即歸於消滅。”在合同目的完成的情況下,合同繼續存在已沒有必要,故應當歸於消滅;但同樣的是,在合同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合同繼續存在亦沒有必要,已然喪失繼續存續的價值。在市場正常交易活動過程中,當事人之間成立合同法律關係的目的往往是為了獲得物權等財產權益,最終使得債權轉變成物權或者其他權利。但在合同僵局的情況下,債權人永久不能取得對物的支配權或者其他同等價值的權利,此時債權就變成了無期限的權利,這是與債權的期限性所違背的。雖然在合同僵局的處理中,排除了守約方的履行請求權,但對於原本的合同關係不能棄之不顧,守約方是否得到充分救濟先在所不論,即使守約方通過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獲得了足額救濟,但對於仍舊存在的合同關係仍需進行處理,法律人不能穿“皇帝的新衣”。

最後,合同關係並不是一種永久的、穩定的法律關係,而僅僅是一種暫時的、變動的法律關係。在複雜的社會交易活動中,總是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合同關係,事物一般處於一種非靜態的財產狀態,因此決定了合同關係不可能永久存續。如果僅僅隻是替代賠償而對處於僵局的合同視而不見,這便與合同關係的正常規律相違背。合同關係作為一種動態的財產關係,其存續必然有著確定的期限,且基於債權的期限性,合同債權的終止是必然的現象,如若陷入無限期限的存續狀態,那此時必須動用解除權予以解除。替代履行的損害賠償僅僅考慮了經濟方麵的救濟,對於的僵局合同,也應當通過解除來“解放”合同。

結語

基於立法過程來看,立法者對於民法典中是否應當規定違約方合同解除權也處於“斟酌”的態度。民法典編纂過程中對於此製度的“反複”,也能證明此項製度針對司法實踐確有某種需要。但此項製度是否存在著弊端,仍應當從實務中得出結論。在民法典已經規定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背景下,為此製度的司法適用正確地解釋違約方合同解除權,明確實踐中的合同僵局問題的處理規則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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